Chinese Charms and the Iconographic Language of Good Luck and Heavenly Protection作者：方称宇（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与翻译系），弗朗索瓦·蒂埃里（Francois Thierry，法国国家图书馆钱币、奖章和古董部）引用（APA）：Fang, A. C., & Thierry, F. (2016). Chinese Charms and the Iconographic Language of Good Luck and Heavenly Protection. In A. C. Fang, & F. Thierry (Eds.), The Language and Iconography of Chinese Charms: Deciphering a Past Belief System (pp. 1-30). Springer, Singapore.
【译注】花钱，又作押胜（压胜/厌胜）钱、民俗钱币、绘钱、画钱、玩钱、吉祥钱等，是东亚古代非货币用的硬币以及现代一些仿古币的统称，起源于中国，用于馈赠、玩赏、配饰、卜卦、辟邪、纪念、祝福、博弈、性教育等用途的非正式流通的钱币，为官方或民间铸造，与作为正式流通货币的“正用钱”相对。花钱是正式货币的衍生物。
纵观中国的花钱，这类物件产生大量文化与钱币学的讨论，几乎囊括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知识体系——历史、哲学背景、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等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这些迷人的物件，理解它们的功能和哲学定义。基本功能与古代的两个基本需求有关——辟邪和祝福。前者的功能主要由道教和佛教这两种主要的宗教形式来完成，而祝福好运和财富的功能则主要通过儒家学说来实现。儒家学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界定了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犹太文化、印度文化一样，中国文化是少数保持了历史延续性，而没有真正遭受巨大断裂的文化。它没有遭受不可弥补的断裂，从而不会让今天的人们对古老的文化资源感到陌生。一个因素在于，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的语言尽管有发展和变化，但至少仍然可以被理解。在欧洲，基督教和“蛮族”入侵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基础和表现形式扫荡一空，这些文化原本已经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同样，伊斯兰教摧毁了波斯阿维斯陀文化，土耳其文化扫荡了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同时，在欧洲和中东，新的语言取代了旧的语言，新的字母代替了旧的字母，造成了知识、神话、科学和思想流派的传承中断。旧事物遭到全新“一神论”意识形态的激烈打压。今天的中国人可以很好地理解两三千年前的图像和文学典故，但理解古希腊、古罗马的图像或引文的能力则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经过特殊的训练。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万寿无疆”四个字经常出现在今天许多中国餐馆的陶瓷或塑料盘子上，没有任何问题，也不难理解，但它实际上来自《诗经》中的一首诗（《诗经·小雅·天保》），这是一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至公元前600年的古书。文化遗产的连续性使古老的符号、图像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并在今天成为信息、愿望、恐惧和人们关心问题的载体，如生命、成功、幸福、疾病、不幸、未来、死亡、永恒等等。在中国，以及包括韩国、越南和日本在内受汉文化影响的世界，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直接来自古代文化及其演变的框架和形式保存下来。甚至佛教本身也进入了这种文化模式，虽然引起过激烈但短暂的打压。在中国，疾病、痛苦、失败或死亡等不幸被认为是邪神影响的结果，是妖魔鬼怪的“杰作”，或是受到恶风和瘴气的影响，尤其在条件不好的白天，在黄昏或夜晚，这种力量通过雾气和特定的地方（山区或破庙）发挥作用。在同样的信仰中，为了克服这些不利影响，人们应该寻求超自然生命的保护，祂们的力量足以支配和击败这些邪恶的力量。这些保护者可以是神、是仙，也可以是动物，有时甚至是植物。但这不是唯一的保护手段，还要通过祝福、“令”（order）、神秘的符号与写作等等才能发挥作用。因此，这种保护性力量的来源极其多样和复杂。在中国，关于幸福的愿望在几千年来一直不知疲倦地重复，大体包括了健康、成功和子嗣三个方面。庄子总结为“三多”，即多福，多寿，多子：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庄子·天地》）
虽然祝福的符箓（amulets）设计更多参考了道教，却更多体现了孔子的学说。在中国，幸福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它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适合于一套成文的规定，几乎没有留给个人的空间（仁、义、忠、礼、学等）。
中国人一直在用各种器物实现辟邪和吉祥这两个目标，比如镜子、雕像、画、木头或纸上的文字，当然还有符箓。符箓有多种形式，用各种材料制成，如木头、石头、纸、金属和玻璃。这里关注的符箓类型是那些在形式上与钱币有关的符箓。在中国的钱币学典籍中，这些类似钱币的符箓在传统上被称为“压胜钱”，指向辟邪的意义。它们也被称为“吉祥钱”，指向吉祥的意义。在中国，符箓和辟邪物（talismans）在传统上属于钱币的一种，因为它们是由与钱币相同的金属制成的，而且它们通常具有与标准钱币相同的形状，圆形，中间带孔。然而，它们并不完全是钱币，因为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为主人带来庇护和好运，而不是钱币通常具有的货币功能。花钱通常作为个人物件保管和留存。从宋代道教花钱的铭文中可以看出（下图），它们要么被保存在家中，要么被佩戴在身上。因此，许多现存的样本都有撕裂和磨损的痕迹。它们很少像钱币那样在随葬品中被发现，也不会大批量地被发现。在少数报道的墓葬中发现的例子中，它们更可能是作为死者的个人物品而不是作为葬礼仪式的一部分被埋葬。不过，一个明代的墓葬中特别制作的金银币是一个例外。
正面描绘真武大帝的花钱，背面是道教的咒（13世纪-15世纪，直径79毫米）
虽然这些物件大多具有类似硬币的形式，但其实中国的货币有许多明显不同的形式，比如农具的形式（锹币）或战斗武器的形式（刀币）。事实上，钱币学家们都将他们称之为“钱”，列入货币的范畴。在这里，我们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通过从公元前175年到公元1912年使用相同的货币形式来证明前面提到的文化连续性。事实上，经过前两个世纪的摸索，汉文帝（在位时间公元前179-前157年）开始使用一种名为“四铢半两”的钱币，这是一种带方孔的圆形钱币，铜质，重量约为3.5克，直径为24毫米至25毫米（下图）。
“四铢半两”（约公元前175年）
这种类型的货币可以在法语中称为sapèque，在英语中称为cash，后来形成了一种币的范式，除了在币缘和铭文上做了一些小的修改外，一直使用到20世纪初帝制中国结束之时。随后的货币，如汉代的五铢钱和唐代的开元钱（“开元通宝”），都保持了大致相同的计量特征，使其流通了几个世纪。考古发掘通常会出土包含早期朝代钱币的贮藏。例如，明朝的宝藏里经常有唐朝或宋朝的货币。中心打方孔的圆形货币自然成为财富的象征和富裕生活的标志。然而，虽然大多数花钱都是圆形钱币的形状，但也有刀币和更少见的布币形式。刀币是财富和庇佑的双重象征，因为它既是古代的钱币，也是一种兵器。因此，刀形的花钱经常被用来辟邪。最常用于布币类型则是王莽（前45-23）于公元14年至23年发行的“货布”。西安附近的唐代墓地高阳原出土了一个鎏金铜护身符，其形式为货布，上面有周文王（前1046-前256年）的五个儿子。如果说钱币是财富的象征，被用作符箓，那么铭文的差别会让其中一些钱币比另一些更常被用于这个功能。例如，宋太宗发行的钱币上刻有铭文“太平通宝”，可以理解为对幸福未来的渴望。宋徽宗发行的钱币上刻有铭文“大观通宝”（下图），“观”也是《易经》64卦中的第20卦，指的是帝国的理想和正确状态，意味着超越常规事物的感知，对无形事物的感知，以及进入隐藏能量的时刻。这是“对不可见事物的一般感知”，符合道教的哲学世界。
世宗皇帝发行的“大定通宝”也是一种幸福的愿望。但在佛教背景下，大定相当于三摩地（samadhi，即“三昧”），梵语的意思为等持和正心行处。因此，“大定”与“大定智悲”的说法有关，它们构成了佛陀开悟的“三德”。因此，刻有“大定”的钱币在佛教界特别受欢迎，在那里我们发现了许多刻有“大定通宝”的花钱。金章宗发行的“泰和重宝”也被广泛用作花钱，因为泰和的意思是“最高的和谐”，也可以解释为“繁荣和和谐”。泰也是八卦64卦中的第11卦。根据《易经》的注释：“泰”是“小往大来，吉，亨。”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货币铭文的例子，这些铭文本身就是一种丰富的多义性。正德年间（1506-1521），明武宗统治着这个帝国。虽然武宗在统治期间没有发行任何货币，因此也没有官方发行的带有类似“正德通宝”铭文的钱币，但有很多带有“正德通宝”铭文的花钱（下图）。这些花钱在尺寸和类型上也极为不同，随便都能找到一百多种不同的类型。也有可能许多变体来自越南。对此，学界有许多解释。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这个年号由“正”字和“德”字组成，这两个字都指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应具备的品质。因此，这些可能是送给男孩子的花钱，以祝愿他们能够有所教养，并取得成功。
除了流通中的钱币，还有一些特定的货币被称为“宫廷钱”，或简称“宫钱”，由宫廷或皇宫发行。这些花钱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因为它们来自皇宫。这也是唯一可识别的、正式发行的花钱。在众多类型的宫廷钱中，最著名的是那些在主权交接时铸造的钱币，其正面通常印有统治者的头衔，如“乾隆通宝”（下图）、“道光通宝”（背面是“天下太平”）。
鲍康（1810-1881）的《大钱图录》记载，这种钱币在皇室宗庙中使用，当新帝登基时就会适当地更换。几年前，北京故宫正在进行翻修，在屋顶的中心位置发现了一个盒子，其中除了金、银、朱砂等被认为具有辟邪能力的天然物质外，还有一枚铜币，背面刻有“天下太平”和八卦图，目的是为了保护建筑免受风和火等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事实上，其他类似的御制钱币包括那些刻有朝代名称的钱币，以及道光（下图）、咸丰和光绪年间的八卦图，它们都具有王朝特征。
在皇帝的寿辰之期也会制作特殊的花钱，它们被称为“万寿钱”（通常在皇帝满二十岁和六十岁的时候）。另一种尺寸和重量特别大的是“镇库钱”，保护国库之用。比如，大英博物馆的钱币馆展出过一枚这样的钱币，它的正面有“宝源局造”的字样，背面有“镇库”的字样（下图，直径110毫米，深度11毫米）。已知还有其他几件，其中一件在北京的中国钱币博物馆展出。另一件在2013年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在其春季邮票和钱币拍卖会上以253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下图）。第三件已知的文物由邱文明（A.B. Coole）收藏，如果按照黑白照片的尺寸，它的直径为105.7毫米。
这正是我们研究花钱的原因，这些类似钱币的东西原本不是流通货币，而是作为花钱使用。通过吉祥的形式和意义，它们传递的信息要么是为了保护人们免受邪魔的侵害，要么是为了获得幸福。它们上面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每一个字符、每一句话、每一个物件、每一种植物和每一种动物，都会产生一种精确的意义。
自古以来，人类就使用魔法符咒来对付恶魔和邪灵。在中国，人们祈求最多的并非佛祖和观音，在这方面，道教的花钱存在感最强。湖北省博物馆的“道生万物——楚地道教文物展”这样介绍道：（直译）在道教仪式中，铜镜和铜钱经常被用作祭祀物品，主要是用咒语驱赶和降服邪灵......在商代墓葬中，钱币开始被用来辟邪。这种做法在汉代开始盛行，后来传播到其他行业。例如，当开灶、建仓、庆生、表演、誓盟、建庙、献祭、上梁或安葬时，都会使用非流通硬币（即花钱）。除了上述用途外，它们还被用于许多其他用途，如祈福、娱乐和抵御战争的灾难。
金质冥钱（东晋）
与其他类型的花钱相比，带有“神”的形象的花钱往往比较少见，它们大多存在于在宋代或更早的时期。中国民间宗教的超自然神灵世界观融合了古代神话和地方崇拜的痕迹，以及道教、佛教和儒教三大精神传统的信仰和仪式。一般来说，这些守护神是仙人或民间的道教神灵，如真武大帝、保生大帝 、天后、西王母、太上老君、黄大仙等等——也包括历史人物，他们或真实、或传奇的生活经历足以与强敌英勇斗争（比如姜太公、李广、关羽、周处、钟馗、诸葛亮、吕洞宾、张道陵）。
画有周处（236-297）的花钱（9-12世纪）。吴亡后，周处仕晋，刚正不阿，得罪权贵，被派往西北讨伐氐羌叛变，遇害于沙场。
此外，拟人化的神灵，乃至许多动物也被尊为强大的保护者。最古老的可能是“四灵”或 “四神”，即统治世界四个角落的四种超自然的动物——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这四种超自然动物代表天上的宇宙，占据着分配给它们的空间，依次为南方、北方、东方、西方。“五毒”的形象针对中毒和毒药，最初的五毒包括蝎子、蛇、蜈蚣、虺蜂和蜮（一种三脚龟，会喷沙子来毒死所有接近它的人）。后两种或多或少带有神话色彩的动物逐渐被蜥蜴和青蛙取代。在后来的图像中，青蛙被蟾蜍取代，最终演变成了三脚蟾蜍，蝎子则让位于蜘蛛。白虎被认为是五毒的强大对手，并逐渐被纳入五毒动物的行列，所以后来的图像通常由蛇、蜘蛛、蜈蚣、蟾蜍和老虎组成（或者蛇、蜘蛛、蜥蜴、蟾蜍和老虎）（下图）。
有些符箓针对在特定年份出生的人，它们被称为“生肖钱”。生肖动物就是“本命星官”。中国人认为，每个人的生活，包括他的行为，他的寿命和他的成功，都取决于出生的年份，这是由“北斗”（北斗星）支配的。“北斗”的星官负责照看该年出生的人。例如，出生于1998年或戊寅年的人（午寅，老虎），与之对应的星官是禄存星，他掌管着这个人的一生。这些符箓通常是漂亮的老物件，通常装饰有十二生肖动物，有的还刻有铭文，本命星官的形象与动物相伴，有时坐在一棵古老的松树下。此外，还有一些密咒也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在一个罕见的文物上，正面是真武大帝在波浪形的水面上持剑驱魔的情景，它的背面刻有“太上咒”，召唤太上老君的力量（下图，15世纪）：
太上咒曰：天圆地方，六律九章。符神到处，万鬼灭亡。急急如律令。此符神从官三十五人。家藏佩带。日诵七遍。
最后，许多辟邪的符箓都植根于民间宗教，如“五岳真形图”、八卦图和太极图。特别是八卦图，它最终成为花钱上最广泛使用的图像，甚至在当代产品中也能看到。相对而言，佛教花钱可能最稀有。比较常见的有刻有“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和“阿弥陀佛”四字真言的符箓。更为罕见的是，在一件文物中，佛陀坐在中间，两边是道家的老子和儒家的孔子。这使我们了解到，任何引入中国的外来元素都需要加入一些中国元素，才能被接受和认可。
“五岳真形图”（15-18世纪）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符箓，最多的一种类型被用来祈求父母、家人和朋友幸福、成功和富有。它们通常被称为“吉语钱”或“喜庆钱”。其中一些花钱带有明确的信息，如“长乐益寿延年贵富”：中文有三种多音字类型——音和调都相同，如yáng羊和yáng阳；不完全同音，即音相同但调不同，如zhú竹和zhù祝；最后是两个音不同，但非常相似，声调不同，例如qí骑和jí 吉。我们要记住，发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古代汉语中可以被认为是同音字的东西，在今天听起来可能不是这样。比如，“青莲”（清廉）就是花钱中常见的多音字，形容官员的作为无可挑剔，祈求高升。此外，还有“佛手（柑）”和“福寿”的同音；“双泉”和“双全”的同音；“绶带鸟”意味着“寿”；“柏”和“柿”意味着“百事”；“罄”和“庆”；“豹”和“报”；“蝠”和“福”；“骑象”和“吉祥”；等等。
背面是“五蝠”，意为“五福”（16-17世纪）
幸福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物质的满足。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影响，它强烈地构建了中国文化，并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文明的继存。这种哲学以家庭和谐为基础，它给出了一种通过社会化实现的幸福理念。幸福就是在不同社会关系的人们的陪伴下获得幸福。在这个理想社会中，这种行为通过自幼学习儒家经典而习得，最好的人最终能达到社会的最高层，不是靠出生而是靠他们的功绩。许多符箓反映了儒家对社会成功的看法。有一些表达了对科举考试成功的愿望，比如“连中三元”、“状元及第”、“榜眼及第”、“魁星”、“鳌”、“君宜侯王”、“爵禄封侯”、“加官进禄”、“禄位高升”等等。还有诗句，如“蟾宫丹桂飘香早，丹桂高攀第一枝”；“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事实上，后一句引文来自宋真宗（968-1022）的《劝学诗》，以一种相当口语化的风格写成：
花钱的背面有文“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13-14世纪）
儒家传统中的符箓也广泛使用了上述的同音系统，比如一只“猴”爬在“枫树”上，意味着“封侯”。桌子上的瓶、笙、戟组成了“平升三级”，意思是顺利升官。鹭鸶走在莲子池中，莲子成熟，意思是“一路连科”。鹭鸶走在芙蓉花丛中，就是“一路荣华”。“鸡冠花”则意味着做官做到顶。
蜂和猴也寓意着“封侯”（19世纪）
这种通过吉祥图案和口头双关语来表达幸福和吉祥的祝愿方式，也出现在被称为“镂空钱”的特殊物品上。（下图）
双鱼和花（10-14世纪）
如前所述，花钱根据功能被命名为“压胜钱”和“吉祥钱”。它们也被称为“玩钱”，字面意思是“游戏币”。这组花钱清楚地表明，它们不仅仅作为庇佑和祈福的象征而佩戴在身上，有些花钱还具有实际用途。根据流传至今的文物，我们知道有些花钱与娱乐游戏有关，有些花钱实际上被用作游戏的代币，比如与古代棋盘游戏六博密切相关。大体上，我们发现了三种主要类型，它们是马钱、棋钱和酒钱。比如，上图为汉代出土的、背面刻有六博棋盘的花钱。六博是中国战国到晋朝流行的一种掷采行棋的两人或四人局戏，以多得筹为胜，行棋模拟猫头鹰等鸟类在池塘猎鱼的行为。中上图为黑漆朱绘六博具（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中下图为马王堆出土的六博棋盘。下图为彩绘陶六博具和骨制棋子（西汉，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马钱是指一种专门为名叫“打马格”的游戏（下图）而制作和使用的类似硬币的物件。这种代币通常一面是马的形象，另一面是马的名字（下下图）。这种游戏最早被记录和描述在《打马图经》中，由宋代女学者、收藏家、诗人李清照（1084-1155年）撰写。这是一种专门为富裕的女士们设计的棋盘游戏，有不同的版本，每名玩家持有固定数量的代币（20或50）。掷出骰子，棋子在由方格组成的棋盘上移动。游戏的目标是看谁首先到达目的地。
“飞黄”
第二种是“象棋”，即中国象棋，棋子通常由木头或象牙制成。第三种包括各种被称为“选仙钱”的青铜代币。它们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有一个神仙的图像，一面是他的名字，另一面是关于神仙的诗句。由于这个特点，这种棋子也被称为“诗钱”。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游戏的具体玩法，但根据清代钱币学家李佐贤（1807-1876）撰写的《古泉汇》，这种游戏大致上与“打马格”游戏相似，即通过投掷骰子来决定代币从少到多的移动。
《壶中仙》 ：“有时壶内去，去即一千年。荣辱悲怯外，须知别有天。”
《醉仙》：“笑傲诗千首，沉酣酒百杯。若无诗酒故，除是摘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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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花钱通常是许多不同功能元素的统一，包括但不限于辟邪、祈福的十二生肖符号、具有神性的形象和宗教祈愿。花钱是一种能给主人带来积极能量的物件，可以适应诸多不可预见的庇佑和好运。这种积极能量并不仅仅来自于花钱本身，也来自于更普遍、更广泛的硬币。钱币盘成龙的形状，那么这种由钱币而非花钱组成的形式本身就会被视为具有额外的力量或传递预期的愿望。同样，硬币可以串成剑状，正是这种形状承担起辟邪的力量和能量。因此，中国的花钱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微观世界，它由物质（如青铜）、空间（形状定义）和时间（信仰传统）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花钱的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增加。因此，中国的花钱是反映信仰的物件，这些信仰通过道教、儒教、佛教和古代神话的整合，被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这些不同的源流从一开始就不是宗教。它们彼此之间没有排斥，而是各种神灵共存的空间。
【延伸阅读】